[可以肯定，巴黎会议要取得成功，同样离不开中美的密切合作。目前，气候变化谈判进入最后的谈判阶段，博弈会十分激烈，需要各方发扬“同舟共济”精神，根据各自实际做出妥协和合作，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全球协议]

人们常说,“风云论道”。现在谈论气候变化可是时髦的话题。作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界对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的关系尚有较大争论。今年是自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是关键之年。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巴黎，期待在年底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新的气候变化协议。气候变化谈判涉及世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事关各国切身利益，斗争一直十分尖锐复杂、旷日持久。

巴黎会议的焦点依然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问题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做出强制性量化安排的唯一协议，议定书规定的第二承诺期将于2020年到期。因此，今年底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什么样的新协议，将直接影响2020年以后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自2012年5月启动新协议谈判，190多个缔约方围绕新协议进行了10多轮磋商。依据“利马气候行动倡议”的共识，巴黎新协议有可能提出全球减排总体目标，并要求发达国家从2020年起每年将其GDP的1%注入“绿色气候基金”。

气候变化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问题，影响世界格局演变，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多数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有基本共识，但国家发展利益的异同使各国在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分歧严重，形成南北两大阵营、三大联盟、多个主体交叉的利益格局，围绕主导权、发展权与生存权的博弈十分激烈。

最根本的分歧自然还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即南北矛盾。但“碳政治”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南北问题”，世界不是严格划分为两大阵营，而是形成三大联盟：第一是欧盟；第二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被称为“伞形”的国家集团；第三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为77国集团加中国，近年来发展成为“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牵头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此外还有小岛国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这些联盟事实上是不稳定的，例如小岛国联盟态度就比较激进。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曾把环保组织看作英国的敌人，后来英国积极投身环保政治，现在和法、德都成为“碳政治”的领导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生效，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随后的《京都议定书》根据这一原则规定了对发达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然而，气候公约谈判伊始，发达国家就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无差别的减排或限排温室气体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资金和技术。

巴黎大会能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将是大会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是工业革命270年来累计排放的结果，从1750年到2010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以较少人口占据70%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理应承担历史责任。道理很简单，就像谁发动战争谁就要承担战争赔款一样。这就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坚持“区别责任”呢？这既与历史有关，也和现实相关联。目前，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排放主要来自消费、建筑交通等，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排放主要来自于生产性消费，内容和性质完全不一样，对排放需求理应不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都占理。好比大家同桌吃饭，发展中国家上桌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开始上甜点，而发达国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为整桌饭菜“埋单”。怎么可能合理呢？但遗憾的是世界舆论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少，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一直在纠缠“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希望“共同”而不要有“区别”。

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论并未有定论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气候变暖和反常气候现象增加是气候变化基本趋势。但全球变暖是否就是气候变化的肇因，科学界对此尚有较大争议。一派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导致，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结果。

而其他科学家则认为：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并无必然联系，IPCC自己也承认极端气候与大气温度上升并无直接关联。不同的观点主要有：1.自地球形成以来，气候一直在反复变化；太阳辐射(黑子)变化对气候影响更大；2.所谓“水蒸气反射效应”(即水蒸气放大地面二氧化碳升高温度的作用)言过其实；3.二氧化碳作用被妖魔化，地球大气层历史上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或低的情况都有，与全球温度高低并无正比关系。

他们怀疑，西方国家炒作“全球变暖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出于战略利益考虑，以占领“气候道义高地”，并控制下一轮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目前低碳经济的关键性技术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他们认为，西方是想通过气候变化理论来固化其掌控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加巨大成本，目的是阻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锁定发达国家工业化成果和优势。除了工业化因素外，实际上，目前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大有助益，气象学家通常把相对温暖的气候称为农业“气候佳期”。还有就是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经常被混淆。

而且，我们要注意，IPCC并非纯科学研究或学术机构，而是众多科学家参与的政治性机构，其宗旨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综合评估，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建议，供联合国会员国参考，而不是为了探索和传播地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这有点像国际评级机构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简而言之，“碳政治”是按政治目的对科学研究的结论进行选择和评估，以产生可以发挥政治功能的科学话语体系。

如何认识气候变化问题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对中国是个发展或发展路径问题，事关重大。中国从自身发展战略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一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相结合，参与所有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并积极推进双、多边气候合作。中国的原则坚定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变：1.减排义务不变，坚持中国现阶段不承担任何强制性减排义务。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车道”，这是中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城镇化率不到50%，人口峰值估计是16亿，之前将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和人口发展现实决定了，无论中国能源消耗强度怎么减少，其排放总量在达到峰值前将继续上升。2.反对将气候变化与其他问题挂钩立场不变。如近年国际气候谈判开始涉及碳关税问题，发达国家利用国际贸易关税问题，加大对中国的减排压力。欧盟已单方面向进入欧盟国家的航空公司强征“二氧化碳排放税”。

虽然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排放大国，但是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一亿多贫困人口。而且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有目共睹，近五年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20%。2015年全球经济如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那样增长3%，则中国经济增长占其三分之一，也就是全球GDP的1%。何况中国这些年来在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排放总量上升速度大大趋缓。再说，中国在向世界大量输出消费品的时候，实际上既承担了其他国家的排放量，还造成对自己环境的沉重压力。中国是有大国风范的，在这方面讲得少。

因此，对中国发展来讲，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至关重要。对西方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的趋势需要早做准备，积极应对。

近年来，中国既“双坚持”，也在气候领域采取更为开放、合作的态度：一是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碳市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全球减排成本，CDM实质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双赢的机制；二是参与国际技术开发和合作机制。有效的技术推广机制将促进互利共赢的技术合作；三是制定、推进一系列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鼓励节能和开发可再生能源。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同样将包括在气候变化方面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如共同防治沙尘暴、酸雨和环境污染等。

对马尔代夫等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的小岛国，以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经济落后、生态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援助可考虑适当向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倾斜，给予它们资金和技术援助，以树立我国国际形象，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气候变化立场。

中美是排放大国，处于气候变化的两端，两国合作对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十分重要。众所周知，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正是因为中美坚持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才避免了大会彻底失败的尴尬局面。2014年11月12日，中美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在北京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承诺2025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中方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升至20%。

可以肯定，巴黎会议要取得成功，同样离不开中美的密切合作。目前，气候变化谈判进入最后的谈判阶段，博弈会十分激烈，需要各方发扬“同舟共济”精神，根据各自实际做出妥协和合作，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全球协议。(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